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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关漫道真如铁(一)

    古往今来,母亲作为一个朴实而又伟大的形象被人们千古传颂。不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幸福的岁月里,母亲从来就是那样的质朴、无私、坚韧与顽强。人类最伟大的生存与抗争精神无不交织在母亲这个形象中;我们歌颂母亲、爱戴母亲、崇敬母亲。没有母亲,就没有今天的人类社会;谁都有母亲,母亲是每一个人难以割舍的情怀,无论何时何地,谁也不能容忍母亲的伟大形象受到玷污。母亲更是一个整体的形象与群体,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自觉地维护母亲、保护母亲,使母亲生活得更加幸福。
    然而,难以想象的是,在中国西部生活着这样一位母亲,她的青年与中年走过坎坷不幸的生活历程,暮年又蒙冤受难;她走了二十多年的申诉之路,经历了世间的沧桑……

前言


    时间追溯到1989年,地处祖国西南的贵州省余庆县城发生了一起建国以来罕见的奇案:余庆县(国营)对外贸易公司数名职工被集体逮捕。
    余庆县人民法院以超常的快速度进行了审理、宣判。
    然而,法院的判决引来了全城百姓的不满,稍有良知的知情者和有正义感的人都在为“案件”当事人的含冤而愤愤不平,还有为当事人明屈喊冤的信件投递到政法机关
    ……
    该“案件”的主要当事人叫张治英,因为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为此,她进行了长达近二十年的申诉。十数年来,她节衣缩食、饱偿艰辛,至今还走在那条艰难的申诉之路上。
    2001年4月29日管辖余庆县的遵义市(地级市)市委机关报《遵义日报•星期刊》第四版,刊登署名文章《她究竟犯了什么罪?》。文章中严正指出余庆县人民法院的审判不公,同时还揭露了有关人员在法院作出判决后阻拦甚至威胁张治英上诉,迫使她不敢上诉……

一 承包二组


    1987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步入了第九个年头。
    这一年年底,贵州省经济贸易厅(经贸厅)根据中央的改革精神,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相关承包经营的经济改革文件(87)915号文件并下发到全省实施。
    87年11月18日,遵义地区经济贸易局(经贸局)根据(87)915号文件,召开了地、县两级经贸公司经理会议,进行宣贯。
    12月24日,余庆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余外司)迅速响应,根据地区经贸局会议精神,出台了一个经济承包方案:余庆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关于1988年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方案(简称为《方案》)。  
    《方案》中将余外司职工划分为承包一组、承包二组和行政组三个小组。两个承包组平均承包余外司年度总计划33万元贸易额的二分之一,即16.5万元。同时,两个承包组分别承包财务利润指标和固定费用1.6万元。承包期间,职工每月只领取原工资80%的工资,另外20%到年终职工完成承包任务后,给予补发。《方案》也认同,各承包小组能够完成年度承包额的80%,可以算作完成承包任务。另加上约束条款、奖励措施,该《方案》共有四页。
    当时,余外司的主要负责人叫何文彬。在他的主持下,余外司的职工经两天多的时间讨论,通过了该《方案》。
    三个小组是这样划分的:行政组由何文彬、陈高祥组成。陈高祥,男,三十出头,余外司会计人员。他是本篇中的“重要”人物,随后承包二组牵连到的案件无不与他有关。承包一组、二组分别由四人组成,本篇的主人翁张治英就被分派在承包二组。
    就在承包工作刚刚开始,因为人员变动,何文彬经理又将承包指标进行了调整:承包一组因减少了一人,全年交利润1.02万元即算完成承包任务;承包二组全年交利润1.36万元就算完承包任务。这个变动,当时没有写入文件。在后来的法庭上,何文彬经理对这个变动进行了证实。
    经济承包,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初,是最广泛使用而又易于为大众接受的经济工作运营方式。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承包责任制应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工作方式了,它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工作格局,将职工的责、权、利捆绑在一起,提高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使企业的效益得以显著增长;在分配原则上,很大程度体现了多劳多得。
    其实,早在1984年余外司就在工作中做过经济承包方面的尝试。
    那一次承包,职工的积极性很高涨,职工用35天时间圆满完成了三个月的工作任务。当然,每位职工也获得了1200元的奖金。这件事,轰动了当时的余庆县城,同时也得到了县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肯定:国家得大头,职工依据贡献多少获取相应奖励,工作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
    这次的《方案》通过后,承包二组的工作是从1988年元月27日正式开始启动的。
    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承包二组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公司下达的承包任务。
    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1989年5月20日,因莫须有的“偷税漏税和贪污罪”,承包二组被集体逮捕。
    1989年12月14日,余庆县人民法院作出如下的判决:
    一、被告人张治英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二、被告人张福德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偷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三、被告人彭朝德犯贪污罪,判处拘役六个月。
    ……
    承包二组一共四人,除了上面法院判决书中提到的三个人外,还有一人姓杨名再龙。杨再龙,男,复员军人。因贪污余外司货款5万元,证据确凿,被判死刑,缓期执行。该案与承包工作无关,法院已作另案处理。
    承包二组被集体逮捕,对整个余庆县城是个不小的震动。自建国以来,这样的情况是罕见的。法院判决宣判后,各种议论布满了小小县城的街头巷尾。有人想到了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话:在以往的承包中,余外司的人偿到了甜头,可是啊,不满足、欲望是无止境的啰。习惯于数十年机关工作、生活方式的人们,一时有了津津乐道的谈资。而相当多的人又感到惊诧,不仅仅是因为案件本身的案情有别于过去的任何案件,而是此案牵涉到了一个可以说在余庆县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张治英。
    张治英,何许人也?
    张治英,女,出生于1941年。她是本篇的主人公,有必要在这里从她生长的家庭背景说起,以便让我们更为深刻、全面的了解、认识这个人物。
    张治英的出生在余庆县松烟镇距镇约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那里山清水秀、绿树茂密。
    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途中经过贵州,不少在战斗中失散的红军伤员流落到她的家乡。许多红军伤员,遭到当地土豪劣绅的堵截追杀。一些未被杀死的红军伤员被反动土豪活活推进数十米深的融岩洞中。黑夜里,张治英的父亲召集乡亲冒着生命危险,用吊绳滑到融洞中,将还未牺牲的红军战士搭救上来,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随后,乡亲们轮流给红军伤员送饭、换药,精心的照料,待战士们的伤好后,送他们上路去追赶部队。
    1949年,大西南解放。残杀红军战士的恶霸土豪被镇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张治英的父亲也因救助红军战士而受到政府的表彰,她的家庭也因此披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此时的张治英已成长到了八岁,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跟许许多多的穷孩子一样,她得到了去学校接受教育的权利。这年秋天,张治英带着自己的梦想、带着家庭的期望高高兴兴的背上书包走进了学校教室。
    1958年,初中毕业的张治英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开始了她建设祖国的第一份职业。
    新中国的诞生,使饱经战火与贫困的百姓拥有了阳光与鲜花,拥有了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全国各族人民兴高采烈、以积极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中去。新的社会给予妇女展现自我、抒发心声的机会和环境。这使得处于那个年代,象张治英这样一大批青年妇女学会独立思考,并积极自立,走向新的时代生活。
    六十年代初,年轻的共和国开始面临国内外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张治英的工作与生活也随着这个年代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62年,张治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给他们的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但是,这个女孩刚满一岁就不幸患上了脊柱灰质炎,由于那时医疗条件的落后,无治而终身残疾。
    1965年,身居县委副书记的丈夫因工作劳累、营养缺乏、不幸病逝在工作岗位上。
    1966年,十年文革爆发。
    跟许多教师一样,张治英也被打成“臭老九”,被拉去游街批斗。那是一个黑白颠倒、混淆是非的年代。张治英白天要接受造反派的游街批斗,夜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料理家务、照顾两个孩子。这是她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对于张治英来说,孩子就是她的生命,再累再苦的生活,只要看到两个孩子,她就感到那般欣慰。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激烈动荡的社会已经疲惫不堪,狂热的激情开始渐渐降温、冷却。
这个时候的张治英,被安排到一个新的岗位——医务工作。
    作为一个女性,才三十来岁的她,正是青春昂然、不乏成熟气质的时候。然而,因为生活得贫困,她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家中也没有值钱的家具。随着两个孩子的成长,开销越来越大,每月不到三十元的工资,处处显得捉襟见肘。张治英在丈夫病逝后就没有再嫁。她将所有的精力与心血都用在了工作和培养教育孩子上。一个年轻的女性,面对艰辛的生活、世俗的白眼是多么不容易啊。张治英正是以积极的生活态度、遇事百折不挠的性格和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华儿女传统的无私奉献精神,得到人们广为称颂。可以说,在余庆县城提起张治英,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敬的。
    1975年,张治英被上级领导调离县医院,去参与创建一个新的单位——余外司。不曾想,这一去却让她开始经受自己人生更大的一场磨难。
    ……
    承包二组被集体逮捕后,局外人感到疑惑,象张治英这样的人也经受不了金钱的诱惑,去触犯法律,还是另有蹊跷?但是,此案从立案到判决,相当多的知情人为张治英等蒙冤抱不平,为操纵这一切的幕后黑手而愤慨。
    还是让我们通过法院给承包二组定案的几件“事实”真相来看看,承包二组何罪之有?好在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那双操纵此事件的幕后黑手昭然若揭。
    承包二组的承包工作是从1988年元月27日全面启动的,到被集体逮捕的1989年5月20日,时间是一年三个月二十四天。而在这期间,即1988年3月、余外司的财务公章神秘“被盗”;至1989年四月、财会人员陈高祥才归还财务公章,继续担任会计人员的这段时间里,余外司的财务工作是处于全面的瘫痪状态。
    承包二组在刚刚开始承包工作之初,公司就“发生”了财务公章“被盗”之事,银行与余外司的帐务往来,随即中断。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二组为了便于开展业务工作,在县农业银行申办了一个活期存折,以用于承包二组生产经营中账目往来。
    1988年4月15日,毗邻余庆县的施秉县贸易货栈从余庆县所辖龙溪镇一个体户手中购买柏木油(柏木油是一种工业化工原料),共三千多公斤,单价是每公斤一十七元七角。施秉县贸易货栈为了降低质量风险,就委托余外司承包二组为其验收商品质量并代付货款。施秉县贸易货栈承诺事成之后,给余外司承包二组一笔劳务费。当然,有关的货款只得通过在农行申办的那个活期存折进出往来。承包二组承接了此业务,代为验收了货物并原产地装车直接将货物发到了施秉县贸易货栈,货物没有进入承包二组的仓库。承包二组也收到了施秉方面承诺的劳务费。
    县法院却认定,承包二组不开具规定的发票、白条收款不入帐。
    余外司出台承包改革《方案》是为了贯彻中央、省、地政府的改革精神,提高工作效率,促进公司年度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然而,这次承包改革从一开始实施,就是相当的不顺。从1988年3月至6月,余外司因财务工作瘫痪无法给职工发工资,职工生活陷入困境。时逢地区外贸局的吴书记到余外司检查工作,面对如此情形,从中进行调解,在承包二组那里借出八千七百元给余外司职工发工资,并报销各种费用。但随后连续九个月中,余外司又无法给职工发放工资,职工生活重陷困境;承包二组业务工作面临并承受着全面停顿的压力。
    6月7日,面对承包工作中接待顾客和各种费用开销以及小组成员解决生活的需要,承包二组经讨论决定,每人预支四千元作为业务开支费用。这个预支是造单签名领取的,计划在年终决算时多退少补。这个处理方式,被法院认定为巧立名目、私分集体资金。
    在承包二组的一系列业务活动中,由于余外司财务工作的瘫痪,承包二组的业务进出凭据,都是由张治英代为管理的,无法向当时的公司财务入帐。
    与余庆县毗邻的凯里州外贸土畜产公司是余外司生意上常来常往的一个贸易伙伴。1989年伊始,对方预付了三十万元,由承包二组向其提供香料油货物。2月27日,张治英在帐目清理中,发现货款与货物相抵后,对方还欠下承包二组八千多元。张治英当即将此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公司领导责成张治英前去催款。张治英是与一位叫张忠美的妇女前去催讨的,而八千元钱是通过银行帐目进行划拨的。
    货款到达余庆县农业银行后,领导再次安排张治英与承包二组组长张福德的妻子去取出。在“案发”后,张福德也证实了这个工作安排。
    而法院却认定,张治英采取收货款不入帐的手段,贪污公款八千元。
    余庆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还数次提到张治英偷税。然而,张治英是否构成偷税,应该首先认定在这一系列经济活动中,张治英是否是法律上规定的纳税主体?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推理了。
    翻开余外司的承包《方案》,其中有如此明确规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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