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页 经济回眸 企业舞台 顾问课程 商海精英 HR经理人 商务策划 交流反馈

雄关漫道真如铁(二)

    第一条,……在财务上必须(实行)统收支、收支有据有帐的原则。
    第二条,……除收购商品和费用开支外,一切业务往来必须通过银行办理;一切费用支出必须按财务制度规定,由财会掌握开支。
    行政组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财务、搞好核算、提供资金、上下联系……。
    可见,纳税是行政组的责任,承包二组不负责纳税。即便是余外司的财务工作已经瘫痪,公司(领导)仍然存在;余外司也没有重新规定,将张治英变更为纳税主体。
    而事实正相反,承包二组处于工作的逆境中,排除各方干扰,认真履行承包《方案》中规定的义务,依法经营,完成了该组应该承担的商品上调任务(承包额),还主动代行政组上缴税金一万六千余元,已属难能可贵。也正是承包二组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努力工作,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余外司的生存、运转。
    县法院作出与事实相悖的判决,舆论哗然。
    在县检查院工作的资深工作人员杨裕忠对保外就医的张治英说到:老百姓写信到县检查院为你们喊冤。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真正的罪犯又是谁呢?

二 陈高祥其人


    从余外司财务工作处于瘫痪境地、承包二组蒙冤被捕到余外司整个公司随后的被迫解散,都与一个“重要”人物密切相关。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余外司会计陈高祥。
    陈高祥,男,出生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余庆县所辖的一个较偏僻乡——太平乡。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太平乡一直是余庆县的贫困地区。陈高祥中学毕业后,回到其家乡务农。七十年代初,湘黔铁路开工,需要大量的民工人力,陈高祥也加入到民工的队伍中。湘黔铁路通车后,陈高祥重新回到了家乡。但家乡的闭塞、贫困的面貌,枯燥、繁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使陈高祥感到厌倦。
    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在着手缩小三大差别的努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城乡差别仍是相差极其悬殊的。陈高祥在参加建造湘黔铁路的那段日子里,虽然是在工地劳动,但在建设大军中的生活与工作深深的刺激着他,与家乡闭塞、单调的日子比较起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那个时候,对大多数温饱都没有解决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人来说,能够象城市人那样生活,就象到了天堂一般。陈高祥也不例外,他迷恋外面的生活,向往这一切,一个脱离农村的念头驱使着他重新翻开了中学读过的课本。
    1973年,陈高祥考上了遵义地区财会学校。
    1975年,从遵义地区财会学校毕业的陈高祥,被分配到余外司做财会工作。
    陈高祥到余外司工作之时,正值余外司创立之初。在他之前,余外司仅有包括张治英在内的四个人。创立之初的余外司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唯一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办公室还是从县土产公司那里借来的。那个时候,还谈不上业务工作的开展。
    1979年,余外司已经发展到十来个人,遵义地区对外贸公司拨下专款,余外司才建了一栋三层一千来平方米的办公楼。此时,大宗的业务工作才得以开展起来。
    就从此时起,我们来看看陈高祥在余外司的工作中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1980年,余外司开始经营牛皮贸易。在当时,牛皮还属于战略物资,国家有关部门明令对牛皮施行统购统销并由外贸公司独家经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国防军需;另一方面是用作外贸出口,给国家换取建设所需的外汇。确属于质量上达不到军用或出口需要的,才考虑为地方生产用原材料。 作为余外司会计人员的陈高祥,不顾国家的政策规定,要把余外司收购的上好牛皮卖给浙江省一个制作皮鞋的个体经营户。他采取高价卖出,低价开发票的手法,从中获取差价利益。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陈高祥明知这是犯法的事,却置法律于不顾,更何况,他还是一名中共党员。似乎只有天知地知,陈高祥自觉此事做得隐秘。不曾想到,浙江个体户在贩运牛皮进入浙江省时,被当地工商管理机关查获,全部没收。该个体工商户落得倾家荡产,其知道陈高祥的做法已属违法,于是,来到余外司找到陈高祥并要挟他,要求给予一些补偿,否则就到政法机关“检举揭发”。但,陈高祥心中有数不吃这一套,回绝了他的要求。该个体工商户遂将陈高祥告到余庆县工商管理部门,至此,东窗事发。
    人们都以为政府有关部门就要对陈高祥绳之以法了,但,令人蹊跷的是,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陈高祥天天一个样上班、下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直到1982年,上级有关部门才给了陈高祥一个警告处分。其间,县检察院曾数次追究此事;这以后,检察院也对此事不了了之。
    1987年,陈高祥在凯里州结识了一位名叫张树生的广西商贩。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陈高祥遂将余外司近九吨香樟油(一种工业化工原料)通过张树生卖给凯里州外贸公司。每吨卖出价是人民币二万元,但开出的发票却是每吨人民币一万九千五百元,其差额是每吨五百元,九吨即是四千五百元。这笔差价就落入了陈高祥、张树生的手中。此事被龙溪镇一位知情人检举揭发,凯里州外贸公司随即派人到余外司进行调查,结果:检举人揭发属实。但是,与陈高祥狼狈为奸的张树生春节回广西桂林探亲时,途中遇交通事故丧身。狡诈的陈高祥于是就将所有的罪过推到张树生一人身上,人死无法开口对证。因此,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一次次的猖獗违法,又一次次的不了了之,使得陈高祥越来越胆大妄为、气焰嚣张。他觉得自己的这些行为,是别人不具备的长处,并越发的欣赏起自己来,他要将自己的这些长处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陈高祥还将自己的小舅子毛异祥调到余外司来,拉帮结伙、搞小团体,他要将国家的外贸公司变成他个人的公司。1987年,陈高祥自作主张在外买了一个计算器,开了一张三百元的发票,回到余外司就要求当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何文彬经理签字报销。何文彬要求看看计算器,就使得陈高祥恼羞成怒,他纠集毛异祥一伙威逼何文彬,公开叫嚣:(发票)要给我签字,计算器休想看到。
    1988年元月27日,余外司的承包《方案》获得通过后,承包二组开始承包工作之初,急需资金支持。陈高祥就公开扬言:承包二组搞承包,要公司贷款作流动资金是办不到的。这里,你千万不要以为陈高祥是在考虑公司贷款承担的风险;你不能用今天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一切都是国有的。公司要到银行贷款是顺理成章的事,贷款的审批手续与我们今天面对商业银行的那些贷款程序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三月份,公司从承包二组那里借款八千七百元,给职工发放工资,按承包《方案》规定,职工只能领取原工资的百分之八十。而陈高祥却要求百分之百的领取工资,公司出纳处于两难境地,既不敢置全体职工通过的承包《方案》于不顾,又不敢得罪陈高祥,只好停止了工资的发放工作。陈高祥能领这个情吗?恼怒中的陈高祥随后就慌报公司财务章被盗。财务章被盗之事报案后,县公安局也派来干警,进行了实地勘查、笔录。而陈高祥面对这一切,却是那样的坦然自若,仿佛他是在给一群孩子做游戏一般。
    那么,这枚财务章究竟上那去了呢?
    后来,因一个名叫周定喜的个体工商户偷税而被捕,才得以水落石出。原来,陈高祥将余外司的财务章拿去与周定喜合伙做香料油生意,却谎称财务章被盗。周定喜被捕后,全盘供出,才使这枚财务章重见天日,回到余外司。不过,操纵、演绎这一切的陈高祥,同样是相安无事的;很快,他再次被政法机关免于起诉。
    陈高祥在余外司的兴风作浪、为非作歹,致使整个公司工作全面混乱。余外司的主要领导人何文彬忍无可忍,决心要撤换陈高祥的会计工作。陈高祥哪里肯接受会计岗位的调换,不在这个岗位,还能用这份权利来为所欲为吗?怎么办,后来陈高祥跑到余外司的地区主管部门——遵义地区外贸公司去上下活动,并将遵义地区外贸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张树珍请到了余外司。
    张树珍到余外司找到何文彬,要求继续让陈高祥担任公司会计工作。没有想到,何文彬不给面子,对张树珍的要求严词拒绝。 直到1989年初,经陈高祥加紧活动,遵义地区外贸局长亲自出马来到余外司。此时,何文彬因年龄大已经退居二线。主持余外司日常工作的,是原任承包二组组长的张福德。遵义地区外贸局长对张福德做工作,要求让陈高祥继续担任余外司的会计工作,不少说情者也蜂拥而来。陈高祥还亲自给张福德许下诺言,只要让他陈高祥继续担任会计工作,保证给张福德晋升一级工资。很快,陈高祥的会计工作就恢复了。
    从1988年3月,陈高祥谎报财务章被盗至1989年4月陈高祥归还公司财务章、恢复其会计工作,余外司的财务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处于瘫痪的境地,并严重影响到整个公司正常工作的开展。人们不禁要问,一个身为余外司财会人员的陈高祥何以有如此大的能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视党纪国法为儿戏,既能屡屡得手,又相安无事。
    其实,谁都想得到,陈高祥必定有很强的靠山。事实上,陈高祥的父亲就在余庆县政府任劳动局副局长。那个年代里,可不能小看了这个劳动局副局长,实实在在是既实惠又有权力的职位。凭借其父亲多年任劳动局副局长编织的关系网和手中的大权,还愁不能过关斩将!
   陈高祥在1980年非法倒卖牛皮之事暴露后,有关政法机关积极介入,展开调查。但很快受到压制,不敢处理,一拖就是两年。一位工商管理部门的老党员,豁出一切并以几十年党籍作担保,走访各政府部门要求将陈高祥绳之以法。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关部门才不得不给陈高祥记一个警告处分。 上演余外司财务章“被盗”一幕、水落石出后又免于起诉,为重新获得余外司会计工作,给余外司张福德经理晋升一级工资。他陈高祥个人真有这个魔法?
    这恰恰说明了其父亲在为他撑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胡作非为。 承包二组被推上被告席,更是陈高祥的一个杰作。
    陈高祥在承包二组开展承包工作之初,设置难题、百般刁难,原以为承包二组无法将承包工作开展起来,可他没有想到,在极其艰难的境况下,承包二组的承包工作还是开展起来了,并完成了全年的承包任务。
    会计工作面临撤换的危机,虽然得以恢复,但他感到了某种遗憾,这种遗憾逐渐化为不满,一天天在他心中集聚、膨胀。看谁还挡我的道!他心中开始怒火燃烧,驱使着他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88年底,承包二组中一名叫杨再龙的职工利用工作之便,贪污五万元货款。事发后,陈高祥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恶人先告状,陈高祥连夜编织了一封“揭发信”,把杨再龙贪污货款之事强加给整个承包二组,并罗列了其他一些罪状后,将信寄到了省政府。
    很快,这封“揭发信”被转到了余庆县政府。随即余庆县监察局宣布立案,继而余庆县检察院公开宣布陈高祥立功。对陈高祥进行公开表彰的是县检察院的副院长吴亚松。吴亚松,男,五十出头。后调离副院长职位到临近县工作,因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被所在县检查机关审查。这是后话。 在宣布陈高祥立功的前两天,余庆县税务稽查队张伦科的一个女儿,被安置到县工商银行工作。张伦科,男,余庆县税务局税务稽查队工作人员。张伦科的这个女儿原来在相距三十公里外的龙溪镇一个转运站做临时工,而临时工要被正式安置,必须要经过县劳动局批准办理;县劳动局批准办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优抚政策规定或当事人个人突出的工作业绩表现。这些,张伦科的女儿都不具备。但这又有何难,你别忘记了,陈高祥的父亲就任县劳动局副局长。 此外,张伦科与陈高祥还有亲戚关系,在调查陈高祥状告余外司承包二组一案中,他并未回避。而是作为主要稽查工作人员,与另一位叫陈朝华的稽查人员一起炮制了相关的罪状,递交到县检查院起诉科。
    每次违法乱纪行为的得逞,都进一步的助长着陈高祥的气焰,而后他更加胆大妄为。余外司就是他个人为所欲为的地方,公司的每笔贸易合同他都要插手,他才不管自己仅仅是一个财会人员。如果稍有让他不顺心的感觉,就可以略施手段,让你什么贸易都做不成。但是,一旦陈高祥插手,必定变成他为满足金钱欲望的肮脏交易。
    1990年,已经退居二线的何文彬在相临县联系了一批柏木油,进价较低,如果成交,将有不菲的利润。陈高祥得知此事后,就要插手,被何文彬拒绝。于是,陈高祥就以公司无现款为由,终究让何文彬丢失了这笔生意。
    1990年国庆前夕,陈高祥极其同伙经营五倍子(五倍子,属野生果实,用于提取化工原料)。收购五倍子 的是重庆长江化工厂。陈高祥待化工厂人员验收完质量后,雇佣一临时工,将五倍子打包并向其中掺沙子。整个打包过程,门窗紧闭,行动鬼鬼祟祟。引起了何文彬的警惕,经过仔细侦察,何文彬发现了他们的丑恶勾当,并立即向余庆县审计局进行了检举。
    事情败露后,在众目睽睽之下,陈高祥等不得不用筛将五倍子中的沙子筛出。筛出的沙子折合成五倍子的价钱,超过人民币万元。重庆长江化工厂因此避免了一万多元的损失。事已至此,余庆县审计局、工商管理局等机关不得不出面处理,对余外司处以五万元罚款,并对陈高祥等人立案侦查。此事的发展同以往如出一辙,随后又不了了之。
    余外司的业务工作、行政管理到了如此黑暗的境地,遵义地区外贸局不想再继续管理,遂与余庆县政府协商,将余外司转交给县政府来管理。
    余庆县政府接手管理后的余外司,在陈高祥一伙的操纵把持下,每况愈下,业务完全停顿,不得不依靠出租临街商铺门面,维持开支。
    1993年,县政府计划将余外司与正建设中的方竹水利发电站合并,未成;
    1994年,计划与县盐业公司合并,未成;
    1995年,计划与县地方税务局合并,也未成;
    1996年,余庆县政府不得不将余外司撤销。
    ……
    地处云贵高原的余庆县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几乎为零。因为高原地理环境恶劣,其大部分农田是靠天吃饭。有这样一句话: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正是对那里恶劣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在余庆县的年度财政收入中,“一个烟草,一个外贸”曾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陈高祥一伙的为非作歹,几度辉煌的余外司就此终结了。这不能不说是余庆县人民的悲哀。

三 路漫漫


    张治英是长在新中国的第一代人,家庭的背景和新的社会制度使她对共产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不是中共党员,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正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社会,使这个已经不全的家庭能够走到今天。每当在生活与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信念在支撑着她。但这次含冤入狱对她的打击之深是前所未有的,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从踏进监狱之时起,她就没有停止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啊,怎么能够想得到,自己一生兢兢业业、遵纪守法、踏实工作,到了晚年还与监狱生活连接起来。她甚至产生过不想活下去的念头。
    1990年初,由于极度的精神压力,已经在狱中囚禁半年多的张治英身体极度虚弱。
    5月6日,经过医生诊断确认,张治英得以保外就医。
    就在张治英保外就医的这些时间里,许多知道事实真相的人,和坚持正义的同事、朋友给予她极大的鼓励和关怀,使她再次增添了战胜逆境的勇气。在身体得到初步的恢复后,她开始整理有关申诉材料。  
    1992年春,春回大地、万木复苏,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著名的《南巡讲话》发表。这使中国的经济改革又面临新一轮发展的机遇。
    当张治英读到这个《南巡讲话》的时候,就象春风吹进心田一样,百感交激,难以言表。
    乘着这个春风,张治英与她一同含冤的同事们,将申诉材料送到了县人民法院。由此,踏上了跨世纪漫长的申诉历程。
    这年夏天,余庆县人民法院公布了(1992)余法刑申字第27号复查通知:维持原判。
    国庆节后,张治英重新准备好申诉材料,来到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中级法院受理了这个申诉,并表示将认真解决。
    时间到了1993年春,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工作人员到余庆县人民法院提取案件卷宗,并且在与余庆县人民法院进行磋商时,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这明显是一宗承包纠纷,(承包二组)偷税罪是不成立的,再加上没有进行最后帐目结算,也谈不上贪污。固然,这使县人民法院的有些人感到阵阵恐慌。如此,还能让中级法院提走案件卷宗?最后,余庆县人民法院以自己进行复查为由,坚持不给案件卷宗。为了使中级法院工作人员不至于太为难,余庆县人民法院表示:在作出结论后,给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一     [未完、待续]
2009 © 现代商务网 版权所有 投诉电话:021-34600907
沪ICP备05015105号